亦邻真

    蒙古地区见于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从匈奴以来, 大大小小的民族和部落出没在这个广阔的高原地带, 兴衰频繁。十三世纪以后, 在蒙古地区形成了具有语言、地域和文化的共同性, 以及在经济生活中有许多共同特点的蒙古族。蒙古族继承了我国北方各民族长期的分化和溶合的历史, 把各式各样的部落和居民溶成一个民族。

蒙古族族源问题同我国北方各民族的历史有密切的联系, 这种联系多年来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争论题目。中外学者提出过种种说法, 其中每一次科学的严肃的探讨都推动了研究的前进。不断综合前人研究的积极成果, 提高研究的水平, 会使这一问题愈来愈接近于最后的解决。

    识辨族源是带有综合性的研究工作, 除了分析研究历史文献记载之外, 还常常需要借助于语文学、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手段, 在缺少文献根据的时候, 这些手段尤其显得重要。对蒙古族族源的研究来说, 文献记载自然是最基本的依据, 我国史籍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是必须批判地对待文献记载, 仔细地辨别真伪正误, 才能提高研究的科学水平。语文学资料对鉴别族属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语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特征的第一要素。研究语言资料必须有历史的科学的方法, 臆断杜撰和穿凿附会只能创造失败的记录。人类学资料指示民族学共同体的自然体质特征, 对鉴别族属也有很大参考价值。民族是个历史范畴, 而不是种族范畴, 因而人类学资料的价值是相对的, 不能把它提到决定性准绳的高度。民族学和考古学资料有生动的直观性, 这常常是文献资料所不能比拟的, 它向我们提供风俗习惯、物质文化的图样, 从而揭示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特征。当然, 应用这些资料也是有条件的, 不能把各族间的文化影响、各族物质文化的某些雷同点和相似处当作确定族源的主要根据。在这些方面, 中外学界多年来研究蒙古族族源的实践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正反面的经验。

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坚持实事求是, 绝对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工作愈是真实地反映历史过程, 科学性便愈大。不是使自己的认识尽量符合历史的客观运动, 反而企图让客观的历史适应某种先验的主观成见或实用主义的社会政治目的, 这种作法最后总是要失败的。

一

匈奴是蒙古地区第一个见于史乘的民族学共同体, 从战国时期就逐渐形成了一股力量。公元前三世纪末, 匈奴人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到了公元一世纪末, 鲜卑人代替了匈奴对蒙古地区的统治。在蒙古高原称雄一时的匈奴人, 一部分进入中原, 一部分并入鲜卑, 一部分西去中亚。

匈奴一名本身就引起了连绵不绝的争论, 各家纷纷提出训释：有说是蒙古语“狼”的，有说是突厥语“十”的, 有说是突厥语“强力”的, 更多的人认为“匈奴”就是蒙古语“人”的意思。①尽管众说纷纭, 还是没有结果。真正的进展是, 从敦煌粟特文书信中发现了“匈奴”在粟特文中作VWN（据说可以读作khun）。②

匈奴人的族属和语言, 更是争论不休的题目。③ P·帕拉斯以来主张匈奴人即蒙古人的意见曾在上世纪风行。俾丘林的说法很典型：“匈奴是蒙古人的古时族名。汉人把它音译成汉语, 使用了两个汉字：匈—凶恶, 奴—奴仆。但匈奴这一蒙古词是个专名, 并没有汉字的那种意思。” ④俾丘林的论据实际上很简单：匈奴人的住地既然是现今蒙古人的住地, 匈奴人就应该是蒙古人。霍握尔斯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这自然是一种土著论错误, 断言各民族的地域亘古以来没有变迁的土著论, 对游牧民族来说尤其显得荒谬。J·施米特、B·贝格曼等人也认为匈奴人讲蒙古语。到了本世纪, 白鸟库吉由原来主张匈奴是突厥的观点, 一变而为匈奴——蒙古说。这种改变, 明显地是为了适应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的需要。白鸟本人也不讳言, 他提出这种主张是为了“诱发”日本国民对蒙古的“好奇心”。⑤二次大战以后, 坚持匈奴——蒙古说的, 主要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上世纪发端的匈奴——突厥说在本世纪取代了匈奴——蒙古说的地位。V·拉德洛夫、沙碗、伯希和、高本汉都站在这一边。一些苏联的突厥学家把匈奴语看成突溉语的祖型, 认为突厥语族东西两大支脉都起源于匈奴语。此外还有原阿尔泰语说、原楚瓦什一突厥语说等等。⑥

把语言作为识别族属的头等要素是理所当然的。关于匈奴人的语言, 文献资料提供了一些线索。西汉人说匈奴“箕据反言” ⑦, 这很自然地使人想到阿尔泰语系的宾谓句式。北魏时代语言属于突厥语族的敕勒人，“其语略与匈奴同, 而时有小异。” ⑧北匈奴的后裔在今北疆一带建立的悦般国,“其风俗言语与高车同” 。⑨这些记载表明, 匈奴人到了南北朝时期, 是讲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某一种语言的。这里有两种可能：第一, 匈奴语从来就是属于突厥语族的：第二, 匈奴人在几百年的过程中, 语言已被同化, 改操突厥语, 这也是不无可能的, 因为匈奴单于庭从汉武帝时期由今内蒙古地区退到漠

①参看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匈奴篇》（东京, 1975）第40页。主张“匈奴”应训释为蒙古语“人”的较多，有白鸟库吉、方壮献等。这种说法并不能成立。十三世纪的蒙古语“人”是kühun，有些方言中是kümun，后者与畏吾体蒙古文书写形式相同, 也许是更古老的语音。白鸟等人用变异和进化最显著的现代蒙古语khun比附“匈奴”二字, 显然是非历史的。至于训“狼”等等, 更是无从谈起的事。

②内田吟风前引书第39、172、173、179页。

③关于匈奴族属问题的各种不同主张, 详麦高文《中亚古国史》。（1939，中译本, 中华，1958）、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1962）、内田吟风前引书。

④俾丘林《古代中亚各族史料汇辑》第一卷（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50）第39页。

⑤《蒙古民族的起源》, 《白鸟库吉全集》第四卷第24页。

⑥见N·巴斯卡科夫《突厥诸语言研究导论》（莫斯科，1962）第118-122页。巴托尔德《突厥一蒙古各族史》，《全集》第5卷（莫斯科，1968）第198页。

⑦《滩南子》11《齐世训》。

⑧《北史》98《高车传》。《魏书》103《高车传》。

⑨《魏书》102《西域传》。

北之后,匈奴人便卷进了突厥语族牧人的汪洋大海中, 几个时纪的时间足以使他们在语言上被同化。还有一些迹象在加强着匈奴语是突厥语的印象：在苏联阿巴坎附近发掘出的匈奴宫殿遗址中, 瓦片上的四个戮记酷似古突厥文的Le（或Č）、La（或I）、A、Sa。①

    汉文史籍用汉字记录了若干匈奴单词, 并附词义解释；此外就是一大批用秦汉魏晋古韵译写的匈奴专名。学界对这些语言资料的研究, 至今没有更多的成就可言, 许多结论仅仅是由猜测和附会, 甚至是笑料构成的。只有个别单词的解释是无可怀疑的, 譬如“撑里”（天）构拟为·tengri。但这个·tengri是个阿尔泰语系通用的词, 所以无助于分清匈奴语属于哪一个语族。靠单词分析建立起来的白鸟库吉的匈奴——蒙古说, 在学术上是以混乱的方法论为基础的。用信手拈来的现代语言和方言同匈奴语作跨语系跨语族的比附, 根本不顾这些语言、方言的历史发展情况。譬如, 把只有几百年历史的近代布里雅特方言词shŬhŬtaǐ（带血）比作匈奴词“若鞮”（孝）；——不知为什么“血淋淋”却与“孝顺”等义！抛开秦汉古韵, 读“屠” ②为sho, 硬说“屠耆”（贤）与蒙古语chike（直）、日语“贤”（saka）、“直”（sugu）有关。用诸如此类非科学的方法考释的结果是:十七个单词中被指为属于蒙古语的有两个, 属于突厥语的有两个, 通古斯语的有三个, 突厥、蒙古共通的有一个, 蒙古、通古斯共通的有四个, 蒙古、突厥、通古斯共通的有六个。③这里, 被指为“ 通古斯” 的词显然占多数(连“共通”的共有十三个, 占十七个单词的76%强), 但结论却是匈奴人讲蒙古语为了“ 诱发” 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的“好奇心”,白鸟陷人了不能自拔的泥潭中。比白鸟走得更远的是伊什札姆茨, 他在《匈奴的族属和社会制度》④一文中可以说开尽了语文学的玩笑。他连蒙古语词汇、词法的历史都没有搞清楚(更不必说汉语古韵了),便打起反对“反动的突厥史家”的旗帜,宣布匈奴人讲蒙古语。“屠耆”，被他说成是zhugiin（现代蒙古语：方向的，方面的），既不知道“屠”在任何时代也不能读zhu，连蒙古语历史常识也不晓得：zhugiin在古蒙古语中只能作zhüg-ün。他不理会“冒顿”读“墨毒”，硬说就是蒙古语的modun（树、木）,——于是这个单于就成了木头皇帝！他把“单于”说成“单干”之误，又把“单干”变成了“答刺罕”和“达鲁花赤”。他把佛图澄的一句押尾韵（蒙古语韵文押头韵）的羯语“秀支替戾冈, 仆谷勾秃当”毫不费力地变成了近代蒙古语。他还有这样的惊人发现：从“须卜当” 、“嵇粥” 、“狐鹿姑”这些匈奴人名中发现了速不台、贵由、旭烈兀的同名异译！如果用伊什札姆茨这种方法, 可以把匈奴语变成古今任何一种语言。

百多年来企图把匈奴语说成蒙古语的各种尝试, 没有一个获得成功。

①戳记见S·吉谢廖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莫斯科,1951）第481页。周连宽认为, 阿巴坎附近的这座遗址是王昭君的女儿须卜居次的宅第。（见《考古学报》1956年第四期《苏联南西伯利亚所发现的中国式宫殿遗址》。

②秦汉古音的构拟采用了高本汉《重订古汉字》（斯德哥尔摩，1957）的，下同。这些构拟的正确性当然是相对的。

③见《蒙古民族的起源》, 《白鸟库吉全集》第四卷第23一61页。

④《科学委员会学术论著（历史、语文）》第一辑（乌兰巴托，1957）第17一38页。

    我们至今还无法十分确凿地断定匈奴人的语言究竟是什么样的语言。人们习惯于从现代各语言中寻找匈奴语的后裔, 而常常忘记另一种可能性：匈奴语已经全然死灭, 它同现存各种语言都不相同。阿尔泰语系的蒙古、突厥、通古斯这三个语族是近古和现代的, 并不排除阿尔泰语系中原曾存在第四种语族的可能, 更不必说阿尔泰语系以外的语言了。不能把土著论的错误方法搬到语言史的领域, 认为现代有多少种语言, 古代也只能有这些种语言, 古今一律, 不生不灭。

在对待匈奴的语言资料的时侯, 必须分清匈奴人和匈奴国。前者是有共同语言、地域和文化风俗的民族学共同体, 后者则是匈奴贵族统治下的庞杂的军事行政联合, 包括形形色色的部落、民族和语言。从匈奴国范围内随便抓住一词一句来证明匈奴语, 十有八九是要失败的。

在研究考古学和人类学资料时, 也同样有这种情况。从匈奴时期墓葬中发掘出来的, 并不一定就是匈奴人的骨殖。匈奴贵族纠集了各式各样的人组成国家机器, 统治阶级中不仅包括蒙古高原各族的上层人物, 还傍及中亚甚至汉族, 譬如丁令王卫律、右校王李陵就是加入了匈奴国统治集团的汉人。匈奴国的生产者和士兵有好多也不是匈奴人。应当审慎地对待考古学和人类学资料, 不能作随心所欲的解释。匈奴最主要的统治集团人物的人类学资料更有助于说明匈奴人的族属, 因为他们是道地的匈奴人。这方面, 象蒙古诺颜乌拉遗物这样的资料应该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可是对诺颜乌拉出土的人类学资料的研究并不能说是充分的。主要发掘人之一P·科兹洛夫曾经表示, 与其说墓主是蒙古人种（即“黄种人”）, 勿宁说是雅利安人种（即欧罗巴人种，“白种人”）。①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考古学家断言诺颜乌拉墓葬内的骨殖属于蒙古人种。②经鉴定的个别头骨属于长头扁平脸的蒙古人种贝加尔型③, 但这些头骨不是出自典型的匈奴人的墓葬的。对诺颜乌拉25号墓出土的人物绣像, 对汉代马踏匈奴石像, 看法都很不一致, 有的说象欧罗巴人种, 有的说象蒙古人种。④有些研究者还强调见于文献记载的匈奴人的体格特征, 弓用《汉书· 匈奴传》上说的匈奴人“形体魁健” 一语，引用金日禅身长八尺二寸、刘渊身长八尺四寸、赫连勃勃八尺五寸、刘曜九尺三寸（即都在1· 8米以上）等记载, 说明匈奴人有北欧型的高大身材。⑤某些既无铭文, 又无年代可考的古董, 如大英博物馆藏、从鄂尔多斯搜集来的人像青铜牌, 也被用来说明匈奴人的种族特征, 虽然这类东西不一定和匈奴人有什么瓜葛。

断定匈奴人属于蒙古人种的考古、人类学资料, 主要来自匈牙利的发掘, 而不是出于蒙古高原。在匈牙利等地发掘的是欧洲匈人的墓葬, 匈人确实属于蒙古人种。但是在民族学意义上断言匈人就是匈奴人, 这还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传教士刘应、宋君荣在十八世纪初就提出了匈奴即欧洲匈人的主张, 之后这种主张得到了各式各样的、常常是相互矛盾的补充和发挥。这类著作之多,几乎给人一种业已形成不可更改的定论的印象。

① P·科兹洛夫《北蒙古诺颜乌拉遗存》（日译文）, 善邻协会《蒙古》杂志1985年10月号。

②参看Ts.道尔只苏隆《北匈奴》（乌兰巴托，1961）。

③曼亨海尔芬《匈人的世界》（柏克利一洛山矶，1973）第369页。

④水野清一《关于前汉时代墓饰石像》, 《东方学报》京都第三册,1933。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第45页。

⑤曼亨海尔芬前引书第273页。内田吟风前引书第150页。

① F·铁加特、W·麦高文等人把汉朝和匈奴的战争同罗马帝国的动乱联结起来, 赋予匈奴历史以影响欧洲历史面貌的远大意义。②但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历史记载有很多很大的空白, 常常靠似是似非、似是而非, 有时是明显的穿凿附会的考证来填补。缺乏语言资料, 附有明确释义的匈人语言记录连一条也没有。对用希腊罗马式词型译写的匈人人名进行分析, 得到的结果据说有波斯、突厥、日耳曼等各语种。③连匈奴匈人同一论的拥护者内田也认为中央亚细亚匈奴人的人类学特征与匈人并不一样, 于是说匈奴贵族是欧罗巴人种, 而进入欧洲的匈人是匈奴单于的部分臣民, 属于蒙古人种。④这实际上等于说, 匈人不是匈奴人。

    目前, 对匈奴人的人类学特征还不能作出最后的定论, 尤其不好说同蒙古族一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匈奴人在蒙古地区留下了长久不灭的痕迹, 匈奴的某些制度和习俗在蒙古高原各民族中世代流传。左右翼和十进制的军事行政划分, 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还使用着左、中、右旗的名称。“月盛壮则攻战” 的匈奴军事迷信, 在成吉思汗出征乃蛮时还看得见。⑤匈奴人的服饰在蒙古族中至今有丝迹可寻。⑥但是继承匈奴制度习俗的不只是蒙古人, 道地的青突厥人也是军事行政单位分左右翼, 也是“侯月将满, 辄为寇钞”。⑦祖源东胡的柔然可汗是在征服突厥语族部落高车之后, 建立起“千人为军”“百人为幢”的十进制“ 军法” 的。⑧可见, 匈奴制度习俗的延续流传是由蒙古高原特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 各游牧民族对它都有所继承。强调匈奴人的这些特点来硬性说明匈奴人同蒙古族族源有什么关系, 是不会有结果的。

    从历史上的匈奴找不出同蒙古族族源有重大关连之处。与阿尔泰语系各族相比较, 匈奴人更近似突厥语族各族。倘若匈奴人原来使用的是与阿尔泰语系完全不同的语言, 那又该另当别论了。如果说匈奴人同后来的蒙古族有什么关系, 恐怕只有一种情况是可以想见的：一部分匈奴人留在蒙古高原, 同化在其他的民族和部落中, 这些人的后裔在十三世纪以后成了蒙古族的成员。

    讨论匈奴人的情况之后, 应当提到蒙古高原的突厥语族各部落。历史文献对突厥语族各部的记载比较清楚, 也比较确切。古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释读, 为依据文献资料识别历史上的突厥语族各族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唐代以前, 大漠南北的蒙古高原大半属于突厥语世界。

汉代的坚昆、丁令是突厥语族部落, 这一点现在已经没有争论。坚昆, 一般认为就是后来的黠戛斯、乞儿吉思, 这个族名今作刻尔克孜（对苏联境内的刻尔克孜人通常译写为吉尔吉斯人），义为“四十”（突厥语, 复数）, 当是指四十个氏族部落的联合。据不晚于六世纪的古代传说, 他们同青突厥人有共同的祖先。

①必参看内田吟风前引书第167一200页。

②F·铁加特《罗马与中国》（日译本）第295一310页。麦高文前引书绪论。

③参看曼亨海尔芬前引书第376一443页。

④内田吟风前引书第376—443页。

⑤《史记》110《匈奴列传》。《元朝秘史》第193节。

⑥参看梅原末治《蒙古诺颜乌拉发现的遗物》（东京,1960）图版第49一58。

⑦《隋书》84《北狄传》

⑧《魏书》103《蠕蠕传》。

    唐以来的文献明确地记载着他们属于突厥语族，《新唐书· 黠戛斯传》说：“其文字、言语与回鹘正同。”叶尼塞河流域石刻文字证实了黠戛斯人也使用古突厥文。《元史·地理志》也说吉利吉思“其语言则[与]畏吾儿同。”《新唐书· 黠戛斯传》还记裁下了黠戛斯人的人类学特征“ 人皆长大, 赤发、晰面、绿瞳” , 即具有欧罗巴人种的素质。

    不少学者把“丁令”“敕勒”“铁勒”都看成turkler（突厥人, 复如）一词的不同间译, 姑且不管turkler一名是否有那样悠久的历史, 丁令、高车、敕勒、铁勒都是汉唐时期居住在蒙古高原及其周围的突厥语族游牧部落, 这总该是无可怀疑的。俾丘林等人认为丁令是蒙古人的说法早已陈旧过时了。

    北魏时期, 外蒙古高原和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淖尔三盟的北半部, 都在柔然可汗统治之下。柔然可汗虽说是“东胡之苗裔” , 但他的基本臣民，大漠南北的多数人口, 都是突厥语族游牧人。北魏时, 几万敕勒人迁来阴山以南。《隋书》对漠北铁勒人的分布作了详细的叙述。《太平寰宇记》列举了唐朝开国之初“散在碛北”的“铁勒部内之诸部”共十五部。土拉河以北是九姓铁勒的牧地, 阿尔泰山南北, 一直到中亚, 也都是突厥语族部落的居住地。在连绵反复的战乱中, 各部落常有迁徙。552年, 青突厥人推翻了柔然汗庭, 建立了突厥汗国, 这个汗国很快分裂成北突厥和西突厥。北突厥先后并于隋唐, 后来又出现了后突厥汗国。745年后突厥亡于回鹘汗国。药罗葛氏回鹘汗庭取代阿史那氏突厥汗庭, 不过是突厥语族各部中的改朝换代, 从民族学角度上看, 这里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因为有古突厥文、粟特体突厥文（回鹘文）文献保存下来, 完全证明了青突厥人和回鹘人的语言属于突厥语族东枝的古突厥语。

    突厥和回鹘的草原贵族都力图加强对内蒙古东部地区契丹人、室韦一达怛人的统治, 在契丹、室韦驻有官员。后突厥还似乎曾向兴安岭一带移民。突厥、回鹘势力进入内蒙古东部地区, 便向这一带的各个部落打开了通向大漠南北的门户：有一部分室韦——达怛人约在八世纪后半迸入了阴山地区。契丹贵族也向室韦——达怛地区扩展自己的势力。从西、南方面, 也有许多其他民族人口流入蒙古高原。来自中亚的粟特商人极有势力, 备受突厥、回鹘贵族均宠遇。一些汉人也流入蒙古高原。羌化的吐谷浑人涌进内蒙古西部, 沙陀突厥人也进人了阴山南麓。

经过反抗回鹘汗国的斗争, 黠戛斯人在840年推翻了回鹘可汗, 大批回鹘人西迁甘肃和新疆地区。对黠戛斯人南下的民族学意义不能低估：突厥语族各部落的分布发生了显著变化, 操北部铁勒方言的人口在蒙古高原占了优势。这种方言与青突厥、回鹘的方言有明显的区别, 其特征之一就是词首zh辅音很多, 而青突厥人和回鹊人则多是相应地用y辅音。这一点，从原蒙古人进入外蒙古高原后借入的突厥词中可以得到证明。

二

    大约与匈奴同时见于史乘的是东胡。战国时期, 东胡人常同燕国争战, 燕国修长城以拒东胡, 这道长城从造阳（在今河北宣化市）修筑到襄平（在今辽宁辽阳市）, 城塞之外的地区很大一部分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公元前三世纪末, 匈奴征服了东胡人, 把他们划归左贤王统治。东胡, 是华夏人对内蒙古东部地区族属相同或相近的各部落的总称。服虔说：东胡“在匈奴东, 故曰东胡。” ①一些西方学者曾把“ 东胡” 二字说成是“通古斯”的音译, 这自然是毫无根据的臆断。在东胡人的时代, 人间还不存在“通古斯”这样的族名, 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 东胡” 音译“通古斯”之说了。

    东胡人及其后裔的居地大体上就是内蒙古东部地区。从昭乌达松漠到额尔古纳河流域，是以东胡人和他们的后裔——鲜卑人、后来的契丹人、室韦一达怛人为主体的语言相同或相近, 地域相连, 风俗习惯也相似的各个部落的居住地, 可以称作东胡及其后裔历史民族区。对这一历史民族区的各个主要的民族学共同体, 应该当作一系列有历史继承关系的对象来把握, ②这对研究蒙古族族源是十分重要的。

    胡人属于蒙古人种。考古一人类学资料没有提供可以另作异议的情况。③

东胡人的语言是古老的阿尔泰语系语言。根据文献记载，鲜卑人和室韦人、契丹人的语言有一脉相传的遗传联系, 保留下来的语言资料虽然为数不多, 还是指示出了某些语言的个别特征, 使我们可以对东胡后裔的语言作个大体的判断。作过较深入研究的学者常常认为东胡后裔为语言属于蒙古语。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 但是容易造成误会, 好象这些语言就是现代蒙古语族各语言、方言的古代形式。东胡后裔各族的语言同现代蒙古语族各语言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古今之别。东胡后裔各语言自成一个古老的语言集团，经历了已经无法确知的多次的分化、溶合过程, 它曾有鲜卑、拓跋、契丹、室韦等许多语言和方言, 但大都绝灭了, 现代蒙古语族各语言只是从其中一两种语言、方言分支发展起来的。如果把东胡后裔诸语言比作一棵古树，那么可以说树干和好多枝梢都已枯死了, 只留下个别树枝移植在新的土壤上, 又长出新的树干和枝梢, 形成了现代蒙古语族。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东胡后裔诸语言就是古代的蒙古语。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否则很容易走上以今训古, 搞俗词源学的道路，做那些徒劳龙功的事：企图给每一条语言资料都找上相应的蒙古语词，来证明东胡后裔各语言是蒙古语。一些外国语言学家抽象地谈论什么七世纪以前的“共同蒙古语”“古蒙古语”，并给它假设出一些于史无征的特征，④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不研究不了解东胡后裔诸语言与蒙古语族各语言的历史关系。

②在这方面，应当提到白鸟库吉的著作《东胡民族考》（《全集》第四卷，第63-320页。这篇长文把东胡、乌桓、鲜卑、宇文、吐谷浑、乞伏、秃发、拓跋、地豆于、霸、室韦、羯、柔然、吴、契丹衔接起来, 当作前后继承的古蒙古人来考察。白鸟对文献资料的搜集是比较充分的, 某些地方表现出有功力。在另一篇著作《室韦考》（同书339-473页）中, 白鸟又指出室韦、鞑靼、阻卜都是对兴安岭西、大漠南北蒙古人的三种不同的总称。在这些方面白鸟饶有成就。当然他这些著述有明显的弱点。如, 受他自己制造的匈奴一一蒙古说的束缚, 白鸟把“ 匈奴别部” 羯人也列入东胡, 便不着边际了。至于白鸟对语言资料的处理, 充斥着任意性, 除了巧合之外, 有科学价直的语文分祈很少。  

③参看《亦峰、宁城夏家店上层文化人骨研究》, 《考古学报》1975年第二期。

④在G·桑席也夫《蒙古诸语言比较语法》第一卷（莫斯科,1953）和N·鲍培《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声弼中译稿）中都设想出一些六、七世纪蒙古语的特征, 其中有不少是得不到证明,与历史实际不符的臆断。

    东胡人就是鲜卑人和乌桓（丸）人。服虔说：“东胡，乌丸之先, 后为鲜卑。” 《三国志》上说：“乌丸、鲜卑, 即古所谓东胡也。”王沈《魏书》也说：“乌桓者, 古东胡也”，“鲜卑者, 东胡之余种也。” ①这都是非常明确的记载。乌桓人最初在老哈河流域, 后来分布在东起大凌河、西至鄂尔多斯的狭长地带, 不久便并入鲜卑, 有的迁入了内地。鲜卑人“语言习俗与乌桓同”。②二世纪中叶, 鲜卑人乘匈奴的衰败, 占据了蒙古高原, 以今乌兰察布盟庄陵为中心, 纠合各式各样的民族部落, 建立了“ 南钞汉边, 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的大联盟, 分东、中、西三大部, 有十二大人, 强盛一时。在“五胡十六国”时期, 鲜卑人进人内地, 鲜卑贵族建立了好几个割据政权, 后来拓跋鲜卑统一了黄河流域, 建立了北魏王朝。七世纪以后, 进人内地的所有鲜卑人最终同化于汉族之中。

鲜卑人是复杂的民族学集团, 慕容鲜卑和段氏鲜卑是道地的东胡后裔。考古资料留下了鲜卑人和乌桓人的形象, 体形和相貌是属于蒙古人种的。他们的“髡头”是把周沿剃光, 头顶留下髻或辫。③西晋时, 从慕容鲜卑分出了吐谷浑部, 远去甘肃, 转徙青海。宇文鲜卑原是阴山地区的匈奴人，“其语言与鲜卑颇异” , ④后来迁到上都河以东。在东部鲜卑中匈奴人也为数不少。

另一个有名的鲜卑人集团就是拓跋鲜卑, 他们起源于呼伦贝尔高原, 经过长期的辗转迁徙, 同匈奴、高车等其他民族混合, 来到内蒙古土默川平原。⑤拓跋鲜卑的民族学构成更是复杂, 当拓跋鲜卑早在258年进入盛乐（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林格尔县土城子）的时候, 人众中不仅有乌桓、段氏、慕容等东胡后裔, 还有匈奴人、高车人, 柔然人。⑥出土文物也证明, 拓跋鲜卑中吸收了各式各样的民族成分。从晋墓壁画看, 留着辫发的拓跋人, 既有体质特征属于蒙古人种的, 也有明显地属于欧罗巴人种的。⑦

由于建立了北魏王朝, 拓跋鲜卑对中外有很大的历史影响。在突厥语世界中, “拓跋”一词成了汉地的通称，远传波斯、阿刺伯和拜赞廷。⑧八世纪的古突厥文碑铭, 把唐朝仍旧称作拓跋, 虽然那时拓跋魏早已不存在了。在金元之际, 中亚还把汉人叫做“ 桃花石”。

    有明确释义的鲜卑语言记录并不多。见于《随书· 经籍志》的鲜卑语书籍可惜没有一部流传至今。

①《史记》110《匈奴传· 索隐》。《三国志》30《乌丸鲜卑东夷传》本文及裴注。

②《后汉书》120《乌桓鲜卑传》。

③吴荣曾《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 《文物》1974年第一期。

④《北史》98《匈奴宇文莫槐传》。

⑤这一迁徒过程是前人根据《魏书》1《序纪》的传说和同书100《乌洛侯传》、108《礼志》中关于北魏皇室祖先旧墟石室的记载推定的。参看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全集》第四卷第153-155页）。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1962）第237-239页。我国考古界又作了新的尝试, 试图用考古资料证实这一过程。参看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一一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拓跋鲜卑迁徙问题的研究将会进一步深入。

⑥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 1963）内篇。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248-254页。

⑦《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 《文物》1979年第六期。

⑧《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1977）第88-93页。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商务，1962）第41页。

    《魏书》中的鲜卑语专名多是经过删减改易的, 如佛厘（太武帝拓跋寿）《宋书· 索虏传》作佛狸伐，元提作宜勒库莫提, 元仁《宋书· 刘铄传》作宜勒库仁真等等。对语文学构拟来说, 《魏书》的记录是很靠不住的, 而南朝史书中这类记录又很少。在这种情况下, 判断鲜卑语的面目更应采取十分严谨的态度。基本词, 即某一民族所固有的、比较稳定的语词（如木地自然物的名称, 氏族部落组织的称谓, 初级的基数词等等）与可以从外族借入的文化词（如本族原来没有的事物为名称、职官称谓、宗教术语等等）不同, 对识别语言是非常重要的。发现词法特征, 也很有帮助, 虽然这种机会并不很多。在没有明确的直接的释义记载的情况下了对汉字音译资料作任意的训释和构拟, 常常要出笑话。

《宋书· 吐谷浑传》保存下了两条东部鲜卑语资料：“处可寒” 和“ 阿干” 。我们从中可以得知khaghan原是东胡后裔的语词, 等于匈奴的“单于”。东胡苗裔柔然人称其君主为可汗, 突厥、回鹘以来这个词一直沿用到现代蒙古语和许多突厥语族语言中。从“阿干”（兄）与蒙古语“ 阿合”（兄）的比较中可以推测东部鲜卑语同蒙古语有同源关系, 而前者具有更为古老的形态。

拓跋鲜卑起源于呼伦贝尔, 比起东部鲜卑, 他们的语言理应与蒙古语有更为近切的关系, 因为呼伦贝尔是原蒙古人的故乡。唐代地理书《元和邵县志》关于关内道云中县（今大同）的记载中说“纥真山, 县东三十里。虏语纥真, 汉言三十里。”这条材料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注意。“纥真”明显地与蒙古语基数词gh uchin（三十）相同，而十位数是各民埃不容易互相借用的。平城是拓跋鲜卑人四世纪就已占据的老地方, 这里用来作山名的“纥真”只能出自拓跋鲜卑人的语言。《南齐书·魏虏传》记下了十三个鲜卑语官职名称, 一律带有蒙古语式的后缀“真”。这些名称的词干, 有的可以用蒙古语、突厥语作准确无误的复原。显然，“真”后缀对判别鲜卑语词具有决定意义, 因为它表示一种语言的词法特征, 至于鲜卑语中有很多突厥语成分, 那是很自然的, 因为拓跋鲜卑吸收了大量的突厥语族人口。

按大多数研究者的看法, 鲜卑人, 包括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 他们的语言是蒙古语。应当更确切地说, 鲜卑语各方言属于东胡后裔诸语言, 这些语言与蒙古语有共同的祖源。

占据蒙古高原北半部, 与北魏王朝相抗的是柔然汗国。它的统治集团是东胡苗裔郁久闾氏, 但大部分巨民是突厥语族各部。402年, 社仑称可汗。555年, 柔然汗国为青突厥人所灭。柔然人讲的当是东胡后裔诸语言的一种方言, 但在蒙古高原突厥语世界中很容易被同化, 这也是可以想见的。

    在鲜卑人迁进内蒙古西部地区和内地以后, 北魏时期在东胡故地居住的主要有契丹人和室韦人。契丹人居住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 共有八个部落。他们在内部的争战、唐朝和突厥的统治、同邻族的战争中改变自己民族学面貌, 包括语言、人类学构成等等。在突厥汗国的威逼之下, 契丹人曾以万家寄居高丽。唐朝和突厥、回鹘的统治加速了契丹人的阶级分化和社会进步。916年, 耶律阿保机建立了契丹国——辽王朝。契丹的统治遍及蒙古高原, 许多部落都向辽王朝称臣纳贡。1125年辽亡于金, 辽宗室耶律大石又在中亚建立了西辽——哈剌契丹国。契丹人后来同化于其他民族, 首先是汉族。在金元时期的蒙古人中，khǐtat（契丹, 复数）这一族称是“汉儿”的意思, 指契丹人、女真人和淮河、秦岭以北的汉人。在现代蒙古语中, 汉族仍叫khǐtad。作为中国的称谓, 契丹一词在波斯、阿剌伯和欧洲的历史文献中也曾广泛使用, 俄语中至今把中国称为kitai。

    以昭乌达盟一带为中心的遗迹中出土的考古资料生动地证实契丹人属于道地的蒙古人种。辽代陵墓和墓葬的壁画留下了契丹人的真实形象, 画中人的身材和脸型同今天内蒙古东部区蒙古族没有什么区别。中间剃光, 留下边沿头发的发式, 即所谓髡发, 具有特征性。

    契丹人，“其语言与吐谷浑大体相通”。见于敦煌藏文书卷的这条记载十分珍贵, 它说明契丹人的语言是鲜卑语的嫡裔。吐谷浑人早在西晋时期就已远徙甘肃青海, 他们的语言到唐代还能与契丹人相通, 可见从东胡到契丹, 都是使用同一语言的人民。所以, 契丹语的研究又有新了的意义，这等于研究东胡后裔语言的主要干支。

契丹语是个饶有兴趣, 而且也很有前途的研究题目。契丹文字的释读最近有了新的进展。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麟、邢茀里的专著《关于契丹小字研究》③在这个领域中取得了成就，从标写汉语借词的契丹小字入手, 释读了124-130个原字, 即超出了现存378个契丹小字原字的三分之一。这部专著不仅较为可信地构拟了百二十多原字的读音, 而且对契丹语进行了词汇、词法方面的分析, 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些与蒙古语相似相近的契丹基本词：taulia(*206·189，原字序号，下同。兔，卯。《辽史·国语解》作“讨里”。比较蒙古语taulaǐ，兔，卯），nekhei（*222·168，狗、戌。《辽史·国语解》作“捏褐”。比较蒙古语nokhaǐ，狗、戌）,dakhaia （*247·168·189。酉。比较蒙古语takhǐya 鸡, 酉）,tau（*29 , 五。《辽史·国语解》作“讨”。比较蒙古语 tabun，五）,is（*33，九，比较蒙古语yesün, 九)，u-ul（*131·366 , 冬。比较蒙古语übül, 冬）。原字dau-uan-u（*119·97·144，仲一中间，duanu。比较蒙古语dumda, 中间，dum-是词根，-da是附加成分)等等。在这部书中, 我们看到了探索契丹语元音合谐律的尝试, 看到契丹语词法形式的某些特征:所有格附加成分有-an（*11）,-∂n（*140），-in（*18）,-ou（*154）,-un（*273）几种, 与蒙古语-yin，-un~ün，-u~ü 显然有同一个起源, 可是显得更为整齐。蒙古语同契丹语的距离足以使二者构成两种语言, 虽然是亲属关系密切的语言。正如《关于契丹小字研究》中指出的“ 尽管契丹语和蒙古语同属一个大的语系, 但是在两者词汇之间完全划等号, 那也是不对的”，“把契丹、蒙古词汇中的相同成分无限扩大, 用纯粹的蒙古语来释读契丹字, 这就走到了反面。” ①

    辽金时代的契丹族中包括了奚人。奚原作库莫奚, 后来简称奚, 是宇文鲜卑的“别种”，与契丹人“异种同类”，这些都说明奚人同古匈奴人有某种渊源关系。②据《北域诸君主王统志》, 突厥人把奚人叫作Dadbyi。最后奚人同化成为契丹族的一部分。

    如前所述, 契丹人后来大部分同化于汉族, 一部分加人了形成中的蒙古族。作为一个民族学共同体, 契丹人在元代最后消失了。可是有人致力于寻找现存的契丹族, 常常把达斡尔族指为契丹人, 而且还是大贺氏的嫡裔。譬如在苏联, 这种看法从沙俄时代延续到现代。③其实这都是没有任何厉史根据的腌想。把大贺氏比附成达斡尔, 始作俑者是乾隆皇帝和他的御用文人。④大贺之名, 大概起源于《魏书》《北史》中契丹八部的何大何部。何大何, 《通典》200《北狄》作阿大何。按唐音, 何字属匣母歌韵, 开口一等；阿字影母歌韵, 开口一等；大字定母泰韵, 开口一等；贺字匣母韵, 开口一等。所以何大何、阿大何、大贺的唐音是ghadhaigha，adhaigha, dhaigha, 这同达斡尔（Daur~Dughur）毫不相干。

    室韦人住在呼伦贝尔草原, 大兴安岭东西, 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两岸, “语言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 在北者号空韦。” 他们男子留着辫发, 妇女束发, 作义手髻。“唯食猪鱼, 养牛马, 俗又无羊”。⑤

    对室韦这一族称, 伯希和提出过一种引人注意的见解。他说鲜卑，“此名代表之原文, 与后译之室韦所本者同, 似为·Serbi，·Sirbi，·Sirvi等对音, 我们在此处又见一用-n译-r之例, 唯在汉代同汉以前译法如是，后来则用具有齿音尾声之字。此处我不信鲜卑是通古斯。”

①《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第23，26页。

②《魏书》100《库莫奚传》说“库莫奚之先, 东部宇文之别种也。”这是最明确的记载。《周书》49《异域传》说奚是“鲜卑之别种”, 这个“鲜卑”是指宇文鲜卑。《隋书》34《奚传》说：“东部胡之别种也”, 这无非换了一种写法, 内容并未变。《北史》94《奚传》说“其先东部胡宇文之别种也” , 总汇各书之说, 归于《魏书》的记载。

③见扎尔金特《契丹及其族属》，《民族史译文集》（科学,1959）第55-69页。

④《钦定辽史语解》卷三有：“达呼尔，卷三十二作大贺。今从《八旗姓氏通谱》改正。” 仅仅因为《八旗姓氏通谱》有“达呼尔”，就随便拿来代替了《辽史》的“大贺” 。

⑤《魏书》100《失韦传》。《北史》94《室韦传》。

     ①如果这种意见能成立, 那么室韦族名写作“室韦”而不作“鲜卑”，其原因就该是高度汉化的拓跋魏贵族不准呼伦贝尔一带的原始部落与自己使用同一个族名。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 拓跋魏甚至不愿承认慕容、段氏这些道地的东部鲜卑是鲜卑人, 而称之为“ 徒何” 和“白部”。②

    关于室韦人的早期记载, 带有泛指的性质, 更详尽的情况无从了解。不一定凡是被称为室韦的就必定族属相同。但可以肯定, 语言属于东胡后裔诸语言的总要占室韦人的主要部分。这一部分室韦人又称作达怛人。732年的《阙特勤碑》 中就出现了WTuSTaTaR（三十姓达怛）,735年《毗伽可汗碑》有TWQuSTaTaR(九姓达怛)。《阙特勤碑》两处提到三十姓达怛, 其中东第十四行说“在右面（指南方—亦）, 拓跋人（指唐—亦）成了敌人；在左面（指北方—亦），Bas可汗九姓铁勒（ToQWSWTuS）成了敌人；黠戛斯、骨利干、三十姓达怛、契丹、奚（TaTaBI）, 都成了敌人。” ③这里，黠戛斯以下各个专名是由西北向东南逐个枚举的：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 贝加尔湖北、东的骨利干、昭乌达丘陵的契丹和奚, 而在骨利干和契丹之间的是三十姓达怛, 其地理位置正好相当于,汉籍中记载的室韦人所占据的空间。八、九世纪之交, 对蒙古高原的地理已有更清楚的记载，“自衙帐（哈剌巴剌合孙—亦）东北渡仙娥河（色楞格河—亦）, 二千里至室韦”。“俱伦泊（呼伦湖—亦）, 泊之四面皆室韦”，④室韦正在骨利干东和东南。从洮尔河流域以北直到石勒喀河流域, 都是室韦人的居地。这些室韦人也就是突厥碑铭中的达怛人。当时已经有了大约三十个部落, 所以称为三十姓达怛。达怛一名来自呼伦贝尔草原的塔塔儿部落。剌失丁《史集》上说“ 在遥远古代的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指塔塔儿人, 即达怛人—亦）曾是许多部落和土地的征服者和主人, 强大显赫。由于他们非常高贵而又显赫, 其他突厥各氏族（剌失丁书中突厥一名泛指草原游牧民族—亦）虽然种类、名称各自不同, 也都以他们的名字见称于世, 统统被称为塔塔儿人。” ⑤这就是说, 在更古的泛称室韦之外, 又有了另一个泛称达怛（塔塔儿）。室韦、达怛这两个名称在汉籍中可以互通互易，如“黑车子达怛”又作“ 黑车子室韦”，“阴山鞑靼”又被写作“阴山室韦” 。⑥我们有理由把这两个名称连起来使用, 称为室韦一达怛人。他们是原蒙古人, 他们的语言还没有经历后来的突厥化历史过程, 保持着东胡后裔语言和方言的特点, 这种语言和方言, 应当叫作原的居地。这些室韦人也就是突厥砷铭中的达叮旦人。当时已经有了大约三十个部落, 所以称为三十姓达。达但一名来自呼伦贝尔草原的塔塔儿部落。刺失丁《史集》上说“ 在遥远古代的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指塔塔儿人, 即达但人—亦曾是许多部落和土地的征服者和主人, 强大显赫。由于他们非常高贵而又显赫, 其他突厥各氏族刺失丁书中突厥一名泛指草原游牧民族—亦虽然种类、名称各自不同, 也都以他们的名字见称于世, 统统被称为塔塔儿人。” ⑤这就是说, 在更古的泛称室韦之外, 又有了另一个泛称达塔塔儿。室韦、这但这两个名称在汉籍中可以互通互易,如“ 黑车子达但” 又作“ 黑车子室韦” , “ 阴山糙翅” 又被写作“ 阴山室韦” 。⑥我们有理由把这两个名称连起来使用, 称为室韦一达怛人。他们是原蒙古人, 他们的语言还没有经历后来的突厥化历史过程, 保持着东胡后裔语言和方言的特点, 这种语言和方言, 应当叫作原蒙古语。室韦一达怛人的原蒙古语在《元朝秘史》中留下了一些痕迹, 同后来经过突厥化的古蒙古语有很大差别, 在词汇方面, 比如某些无从释义的专名（人名、氏族部落名称、地名）就是原蒙古语的残余。在词法方面, 原蒙古语可能有过真正的性范畴, 这同刚、柔词元音序列的区别不是一回事。数的范畴也是严格的。也可能有过真正的格的范畴, 而不象后来所谓的“ 格变”实际上大都是后置介词。

①《吐火罗语与库车语》, 《吐火罗语考》（中华，1957）第79页。

②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71页。

③S·马洛夫《突厥古文字文献》（莫斯科，1951）第22、30页。

④《新唐书》42《地理志》。

⑥剌失丁《史集》（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52）第一卷第一册第102页。

⑥在九世纪四十年代就有了“黑车子达怛”之名（李德裕撰《赐回鹘嗢没斯特勤等诏书》, 《会昌一品集》卷五），在《辽史》中又称为“黑车子室韦”,《旧唐书》则作“和解室韦”（卷195《回纥传》）。王国维纠正了津田左右吉《室韦考》断黑车子室韦为二部之误, 而他自己又把黑车子达怛断为两部。（《黑车子室韦考》, 《观堂集林》卷14叶1-2）。《辽史》29《天祚纪》保大四年七月有“又得阴山室韦谟葛失兵”，《三朝北盟会编》21引《亡辽录》作“又得阴山鞑靼毛割石兵”。毛割石、谟葛失是人名，阴山鞑靼的首领，1124年封神于越王，1125年降金。王国维《萌古考》把他说成蒙古的异译, 不是人名, 难以令人置信。（《观堂集林》卷15叶4-5）。

    史料中又有室韦一达怛人的语言与靺鞨相同的记载, 这就把室韦一达怛语划入了通古斯语族。这种混乱记载早在杜佑《通典》（《边防·北狄》室韦条）中就出现了。《通典》成书于766年, 作者对室韦一达怛人的情况并没有更多的了解, 主要文字都是转抄增删和改写前朝史文, 新增的只有“大唐所闻有九部焉” 以下七十字, 而且九部之名只写了八个, 最后茫茫地指为“并在柳城之东北”。可见杜佑对室韦的确不甚了了。这里应当排比一下各书记载的异同：

    《魏书·失韦传》：“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颇有粟, 麦及穄, 唯食猪鱼, 养牛马, 俗又无羊。......有麯酿酒。”

    《隋书·北狄传》“契丹之类也, 其南者为契丹, 在北者号室韦。......气候多寒,田收甚薄。无羊少马, 多猪牛。造酒。食啖与靺鞨同俗。”

    《北史·室韦传》：“......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 ......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颇有粟、麦及穄。......有麯酿酒。......气候多寒, 田收甚薄。无羊, 少马, 多猪牛。与靺鞨同俗”。

到李延寿撰《北史》为止, 即在初唐以前, 史书都说室韦契丹是同类, 语言相同。《魏书》的“唯食猪鱼”在《隋书》中改写成了“食啖与靺鞨同俗”，因为靺鞨也是“土多粟、麦、穄”，“其畜多猪。嚼米为酒, 饮之亦醉” 。《魏书》和《隋书》都是说的室韦饮食与靺鞨相同, 二者之间并无矛盾, 只是写法不同而已。但《北史》在综合《魏书》《隋书》的记载时把这个意思删改为“与靺鞨同俗” , 说成一切风俗习惯都相同。

中唐以后的记载就不同了：

《通典· 边防》：“室韦气候多寒, 田收甚薄。无羊少马, 多猪牛。造酒。食啖言语与靺鞨同。”

    《唐会要》：“室韦者, 契丹之别种......气候多寒, 田收甚薄。无羊少马, 多猪牛。言语与鞋揭相通。”

    《新唐书· 北狄传》：“其畜无羊少马, 有牛不用。有巨豕，食之，韦其皮为服若席。其语言，靺鞨也。”

《通典》显然是抄《隋书》的, 并无新的史料补充。但在“食啖”二字之下凭空加了“言语”二字, 并删去“ 同俗”的“ 俗”字, 于是就变成了室韦、靺鞨具有共同的语言。《唐会要》抄《通典》, 只稍加变通, 说二者语言“相通”。修《新唐书》时已是十一世纪，在室韦语言间题上无非是抄《通典》和《唐会要》, 但在改写中, 语气变得十分肯定, 因而也就一错到底了。其中“ 有牛不用” 等语, 则是改写《旧唐书》的记载, 穿插在抄自《通典》和《唐会要》的文字中的。

    至于说达怛是靺鞨，如《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的“鞑靼，靺鞨之遗种”之类的说法，已是常识所不容许的了。箭内亘指出这是从宋白沿袭下来的错误。

    有唐一代，是室韦一达怛人民族学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突厥、回鹘的统治把室韦一达怛人同内蒙古西部和外蒙古高原联结了起来。突厥的覆亡, 使得室韦一达怛人能向这些地区逐步推进。回鹘的西迁和契丹人的远征外蒙古高原, 给室韦一达怛人提供大批涌入外蒙古高原和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机会。九世纪前后, 阴山南北出现了室韦一达怛人。外蒙古高原也迁进了许多室韦一达怛部落。遍布突厥语族游牧部落的外蒙古高原开始了蒙古化的历史过程。

三

    辽以后的蒙古高原展示出一幅愈来愈清晰的民族学地图。《辽史》和《金史》中有许多关于蒙古语族部落的记载, 尽管简单粗略, 但是很重要, 特别是在年代学方面具有很大价值。《元朝秘史》中有许多关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史料, 其中对蒙古部的记载尤其详尽。剌失丁《史集》中有关各个民族、部落的部分是绝无仅有的珍贵资料,历数各个部落, 逐一记述, 虽然详略不等, 却把整个蒙古高原民族部落的分布勾勒描划得十分清楚了。《元朝秘史》和《史集》中的材料, 有不少是富有草原特色的传说。这些古老的故事既同历史事实有区别, 但又屈折地反映着历史, 正如马克思说的“ 过去的现实又反映在荒诞的神话形式中” 。

    蒙古高原各部在《辽史》中被称为阻卜, 也写作术不姑。这是契丹人对蒙古高原各部的总称, 原语似乎可以构拟为·zhubug~zubug 。女真人沿袭了这个称谓, 《金史》中作阻。阻卜的范围包括原蒙古人各部, 还包括一些突厥语族部落。这里, 继“ 室韦” 和“达怛” 之后, 又有了一个泛指以原蒙古人为主的蒙古高原各部的泛称。

    辽金时代的原蒙古人包括札剌亦儿人、塔塔儿人、蔑儿乞人、八儿忽人、外剌人, 但当时称为蒙古的只有尼鲁温蒙古和迭列列斤蒙古。

    蒙古一名早在唐代就为中原所知, 以“蒙兀” 首次见于史籍。《旧唐书· 北狄传》在抄录《通典》的文字之后补充了更多的新内容, 其中提到蒙兀室韦。新添文字一开始就说“今室韦最西与回鹘接界者, 乌素固部落, 当俱轮泊之西南” , 因而可以认为是回鹘汗国（745-840）存在时的材料, 什八九出自贞元宰相贾耽《皇华四达记》之类的书。但在写到蒙兀室韦时, 史文又说“ 大室韦部落, 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 屈曲东流, 经西室韦界, 又东经大室韦界, 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 突厥东北界”几字又似乎表明这是745年后突厥覆亡以前的材料。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 在突厥、回鹘统治时期, 蒙兀室韦还住在额尔古纳河（望建河）流域。他们进入外蒙古高原, 应当是840年回鹘汗国崩溃以后的事。

    蒙古人的历史传说是《旧唐书》室韦记事的佐证和补充。《史集》上说, 蒙古人最初住在叫作额尔古涅昆的陡峭山岭中, 后来因嫌拥塞, 便鼓风烧山, 溶出一条铁水铸成的道路，人们纷纷奔向草原。额尔古涅昆指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山地, 传说指出了蒙兀室韦等室韦一达怛部落的去向：从额尔古纳河流域迁往蒙古草原。一展开《元朝秘史》, 就有图腾式的传说人物孛儿帖赤那（苍狼）和豁埃马阑勒（白鹿）迁来斡难河源的故事。按《史集》, 冲出额儿古涅昆的蒙古人中正好有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阑勒。

    “蒙古”，Mongkhol，词根是mong-，-ol是复数后缀。据《史集》, “蒙古” 是“质朴无力” 的意思。

    蒙古人逐渐组成了相当大的部落集团, 分成尼鲁温蒙古和迭列列斤蒙古两大分枝。尼鲁温蒙古据说都是成吉思汗十世祖母阿阑豁阿夫死之后感应光灵而生的三个儿子的后代, 因为出自阿阑豁阿圣洁的腰脊, 所以叫作尼鲁温, 这当然又是民间文学式的训释。另一些蒙古人, 即不属于阿阑豁阿后裔的蒙古人, 则是迭列列斤。看来, 尼鲁温可能是指住在山岭上的蒙古人, 而迭列列斤可能是指居住在山岭下的蒙古。尼鲁温和迭列列斤之间可以互通婚姻, 这种外婚制关系似乎是从远古传说中人格化的两合氏族乞颜和捏古思延续下来的。据《史集》, 尼鲁温蒙古中有乞颜氏族, 迭列列斤蒙古中有捏古思氏族。

    到了十二世纪, 尼鲁温蒙古已经有了许多氏族和部落, 据剌失丁先后不同的说法, 将近二十个。这些氏族和部落大都是《元朝秘史》第41,42 ,44 ,46 ,47节中提到的阿阑豁阿后代。据剌失丁显然过分夸张的记载, 成吉思汗四世祖敦必乃有九个儿子, 每个儿子都成了一个氏族部落的祖先, 每个部落有三万户、男女十万人。按《元朝秘史》、《史集》、《元史· 宗室世系表》的说法, 这些氏族部落的人口似乎都是各自的开创始祖的子孙, 但这种人口增殖速度根本不是自然规律所能允许的。B·符拉基米尔佐夫对这一情况第一个作了科学分析。分析各种资料之后, 他指出：“11-12世纪的蒙古氏族社会和原始氏族的生活状态是距离得很远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氏族只是个外壳、传统的名称，里面的人口并不都是同祖同宗的血缘亲属, 而是主人和奴仆, 贵族和依附人口。实质上这是一些游牧人口的比邻公社。据《元朝秘史》所记, 尼鲁温蒙古的大部分氏族部落都是在成吉思汗六世祖、四世祖这两代形成的：蔑年土敦（成吉思汗八世祖）七个儿子的后人构成了十个氏族, 海都（成吉思汗六世祖）三个儿子的后人构成了七个氏族。蔑年是带突厥语“土敦”（tutun）官衔的贵族, 占有的牲畜据说不可胜数, 并不是什么原始公社的头人。可以推算得出, 他大约生活在十世纪末或十一世纪初。据《史集》和《元史》, 在他死后, 全家几乎被与辽军为敌的札剌亦儿人杀光。到了他孙子辈上, 又出现了有辽王朝“令稳”头衔的察剌孩令忽, 察剌孩的儿子是有“详稳”头衔的想昆必勒格, 他们父子被说成尼鲁温蒙古最强大的部落泰赤兀惕的祖先。可见, 有权势的贵族才能编组氏族——事实上的比邻公社, 这些贵族的权势又是辽王朝扶持起来的。成吉思汗的祖先似乎站在辽一边反对辽王朝的敌人, 从而取得了愈来愈大的权力。辽在镇州（可敦城）等地屯有重兵控制外蒙古高原, 依仗辽的势力, 足以使草原贵族成为暴发户。他们掠获其他部落和民族的人口, 包括蒙古人和土著的突厥铁勒人, 编成比邻公社, 按照老传统, 叫作氏族。掠获其他部落和民族的人口来扩大氏族, 是不受本氏族人口自然增殖能力的限制的, 只取决于武力的大小强弱。尼鲁温蒙古氏族能在两三代中猛增的秘密就在这里。

    蒙古人进入外蒙古高原之后, 主要在辽代, 原始的氏族制度已经瓦解了, 血缘关系被地缘关系逐步代替。从民族学角度看, 这也是蒙古人同当地突厥铁勒人混合, 后者同化于前者的过程。我们没有遇到直接记载蒙古人进入肯特山区后掠获突厥语族人口的材料。但是不能想象, 曾是突厥语族各部主要牧地的这一带, 到蒙古人迁来的时候已经空无一人。蒙古语中的大量突厥借词, 蒙古人中的浓厚的突厥影响, 突厥语地名的保留, 都说明有为数不少的突厥铁勒人掺进蒙古人中。①

    迭列列斤蒙古人有捏古思、弘吉剌、兀良合、亦乞列思、斡勒忽讷惕、晃火坛、火罗剌思、燕只斤、斡罗纳尔、阿鲁剌惕、嫩真、许兀慎、逊都思、伯岳兀、格尼格思等大小氏族部落。他们之中有的被尼鲁温蒙古征服, 如阿鲁剌惕、斡罗纳尔、雪你惕。迭列列斤蒙古人中, 有的氏族部落繁衍很快。如, 从弘吉剌人分出了亦乞烈思、斡勒忽讷惕、火罗剌思、燕只斤等氏族部落。②他们的氏族部落繁衍方式本质上也同尼鲁温蒙古人一样, 但民族学环境更为复杂。他们同突厥铁勒人、契丹人、女真人、汉人接触, 从这些民族中吸收人口。《史集》中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一个契丹一汉儿女人执意出嫁, 便骑着驴子来到蒙古方地, 嫁了弘吉剌人的祖先米薛儿兀鲁, 生下一个儿子, 因为他每亲是骑着驴子来的, 便取名燕只干（Elzhigen，蒙古语：驴）。燕只斤（Elzhigin）部人都是他的子孙。这个故事反映着弘吉剌人民族学成分的复杂化。

    尼鲁温蒙古和迭列列斤蒙古合在一起称为合木黑蒙古——一切蒙古人。在金源之世, 成吉以汗的三世祖合不勒罕统治合木黑蒙古, 之后是他的堂兄弟俺巴孩, 再后又由合不勒罕的儿子忽图剌当了合木黑蒙古的罕。合不勒罕的臣属能否包括全部尼鲁温和迭列列斤, 并不是清楚的。不过蒙古各部曾经共同推戴一个罕, 保持一个松散的联盟, 总是事实。在十二世纪, 有些蒙古部落已经十分强悍, 如《金史》中说的“尤桀骜, 屡胁诸部入塞” 的广吉剌（弘吉剌）, ”恃强中立, 无所羁属”，“ 连岁扰边”的山只昆（撒勒只兀惕）和合底忻（合答斤）等等。③

    合木黑蒙古之外还有许多原蒙古人。

    札剌亦儿人在辽代曾是强大的部落, 有哲惕、脱忽剌温、朵龙吉儿等十个分枝, 游牧在斡难河流域。在与辽兵的战争中, 札剌亦儿人受到沉重打击。辽设札剌部节度使司统治他们。到十二世纪时这个部落早已衰落了。

①在《旧唐书》195《回纥传》中，我们看到黑车子室韦人在九世纪瓜分回鹘残众, 以及回鹘贵族率领两个部落“ 东北奔大室韦” 的记载。不难想见，类似现象在外蒙古高原也曾发生。

②《史集》第一卷第一册第160-166页。

③《金史》93《宗浩传》。参着：王国维《荫古考》（《观堂集林》15）。

    塔塔儿人的牧地在贝尔湖周围。《史集》上说过, 他们以前很强大, 所以好多部落都以塔塔儿人自称。金末塔塔儿各部中, 都塔兀惕塔塔儿（《史集》作Tutukhlihut）、不亦鲁兀惕塔塔儿都是以首领的显赫头衔“ 都督”、“梅录” 命名的, 反映出这些部落的历史悠久。据剌失丁说, 塔塔儿人有七万户人家, ①即三十万上下的人口。正如许多前人指出过的,《金史》的阻蹼正指塔塔儿人。所以，《辽史》的阻卜至少有许多处当是指塔塔儿。这个威名远扬的部落最后为成吉思汗所灭, 惨遭屠杀。

    蔑儿乞人也是原蒙古人, 牧地在色楞格河流域。剌失丁说：“这个部落人丁众多, 兵马强壮”。②蔑儿乞《辽史》作梅里急、密儿纪。《辽史·道宗纪》寿隆三年（1007）曾提到梅里急部长忽鲁八。蔑儿乞同辽王朝有过战争, 在金末还是个强大的部落, 最后也为成吉思汗所灭。据剌失丁书, 成吉思汗曾下令要把蔑儿乞人斩尽杀绝。③

    外剌人、八儿忽人是原蒙古人中靠西北的部分。《史集》上说，八儿忽人的一枝秃马惕人古时住在外剌人的附近。④某些民族学资料也反映外剌、八儿忽这两枝原蒙古人祖源相近。⑤从语言看，八儿忽话和外剌话都属于z,c方言, 即以z,c 辅音对应其他原蒙古人zh，ch 辅音。八儿忽人住在贝加尔湖地区, 主要部分是豁里一秃马惕人。外剌人在“八水”，即叶尼塞河上源。成吉思汗兴起之后, 外剌人最终归附投降。

    九至十二世纪, 原蒙古人经历了深浅不同的突厥化过程。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原蒙古人，最初是以游猎为主, 并从事原始农耕、养畜业的。《魏书》中说室韦“无羊少马” 是可信的。蒙古语的khonǐn（绵羊）显然借自突厥语khony。原蒙古人正是从突厥铁勒人学会养羊, 所以才在词汇中有这种反映。蒙古语畜牧业术语中突厥借词特多。⑥学会畜牧业的过程也就是占有畜群的过程, 而原来的畜群所有者和生产者有很大一部分是留在蒙古高原的突厥语族居民。他们同畜群一起落在原蒙古人手里, 溶合在原蒙古人的氏族部落之中。同突厥铁勒人混合, 原蒙古人的民族学面貌进入变异过程。语言由原蒙古语即室韦一达怛语向古蒙古语即元代蒙古语过渡, 突厥语的前后列元音体系浸入蒙古语中, 开始形成原蒙古语所没有的古蒙古语八元音序列。一批原蒙古语词被淘汰了, 输入一批突厥语借词, 词法发生了简化的趋势。生活方式也改变了, 毡帐代替了皮棚。饮食也发生了变化, 习俗开始突厥化。

    辽金时期, 从蒙古高原西半部不断送来突厥影响。蒙古地区还有三个强大的部落：信奉景教的突厥语族贵族统治的克烈、乃蛮和汪古。

    克烈人, 即《辽史》中的北阻卜, ⑦占据了回鹘汗庭故地周围的大片牧场。

①《史集》第一卷第一册第101页。

②③④同上第114,116 ,118 页。

⑤缪勒尔《西伯利亚史》中记下了十八世纪的布里雅特传说：布里雅特和额鲁特是兄弟俩, 为了一匹公马争吵起来, 布里雅特便带着家口离开故土, 来到贝加尔湖畔。（见库德利亚采夫《布里雅待蒙古族史》, 日译本）这个人格化的部落的故事反映八儿忽人（布里雅特, 《元朝秘史》作不里牙惕, 是古八儿忽人的一支）、外刺人（八清以来外剌人又叫额鲁特人）的亲缘关系。

⑥参看Ts·诺明汗诺夫《突厥语和蒙古语中的养畜业术语》, 《东方学学部论文集》(阿拉木图,1959)第87-116页。

⑦参看冯承钧《辽金北边部族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1957) 第190-192页。陈得芝《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二期。

    《辽史》中出现了有景教教名的部长余古郝, 之后又出现了教名摩古斯、磔死于市的部长, 这个人就是克烈部汪罕的祖父, 他的故事在《史集》中有详尽的描述。克烈人不象原蒙古人。除了突厥化的叙利亚教名之外, 见于史书的克烈人名几乎都是突厥语。如果他们是原蒙古人, 那也是突厥化程度最高的。由于克烈人离蒙古人最近, 而且十分强大, 许多蒙古贵族都带着人马投靠克烈罕。克烈部强大一时, 最后亡于成吉思汗之手。

    乃蛮人也是景教徒, 当初居住在乞儿乞思地方, 大概是在黠戛斯人南下的时候, 乘回鹘汗国的崩溃, 占领了从额尔齐斯河到和林的广大土地。在蒙古高原开化程度最高的乃蛮人，语言无疑属于突厥语族。

    汪古部看来是突厥人、原蒙古人和吐谷浑人、党项人的混合体。他们的部落名称大约来自金壕堑。说汪古部长阿剌忽思是“ 沙陀雁门之后” , 并不能认为是简单的伪托, 汪古贵族是有嫠岔面习俗的突厥人。从晚唐以来住在阴山山北的阴山室韦一达怛人、吐谷浑人, 还有党项人, 成了汪古贵族的臣民。这个部落被称为“ 白达达” 。汪古贵族作了成吉思汗的同盟者, 蒙古攻金时打开了边塞的大门。

    还在成吉恩汗建立蒙古汗国之前, 蒙古高原各部就被历史推上了跨部落联合的道路。阶级分化的加剧打破着部落界限, 同一氏族出身的人活动在不同的部落中。草原贵族对人口、畜产的欲望愈来愈大, 随之而来的是无止无休的部落战争。在部落战争中, 孤立的部落不容易生存下去。十三世纪一开始, 就有十几个部落组成联盟, 来对抗克烈汪罕和成吉思汗的联合势力。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各部建立蒙古汗国, 是蒙古高原各部走向更大联合的历史运动业已成熟的标志。

    蒙古汗国建立后, 用新的千户制体系分封人口。战败的部落, 如塔塔儿、克烈、乃蛮被瓜分到各千户。原有的部落界限进一步打乱了。这正是蒙古民族形成的开始。

    辽金时期蒙古高原各部是形成蒙古民族的基本成员。以合木黑蒙古方言为基础的古蒙古语居于民族共同语言的地位。蒙古高原成为民族的共同地域。用粟特体突厥文（畏吾儿文）字母书写的畏吾儿体蒙古文成了民族文字。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之后, 形成了Mongkhol zhǐn ulus（蒙古式的人众）的民族观念。在经济生活中, 他们有民族的共同点, 都是sisgeí tohurkhatan ulus(住毡帐的人众)——游牧民族。

    当时的蒙古汗国是奴隶制色采浓厚的军事封建贵族的国家, 把掠夺战争当作第一要务。不久, 成吉思汗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战争。经过半个多世纪, 蒙古汗国变成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侵略战争对开始形成的蒙古民族有极大的影响：不少蒙古人离开故土, 他们的后裔消溶在各个被征服的民族中；代之而来的是被征服人口陆续加入蒙古民族。

    多年的征战和占领外族地域, 使蒙古族输出了大量人口。有时令人产生榨光汲尽的感觉。宋人徐霆看到成批的蒙古大男孩儿被送往西域, 他们赶到那里正好长成最年轻的士兵。①这是对人口外流、兵力紧张的生动描述。在现今中亚突厥语族各族中有不少蒙古姓氏，如Manggǐt（<忙兀惕）、Khonggrat（<弘吉剌）、Kenekes（<格尼格思）、Nökös（<捏古思）、Kǐyat(<乞颜)、zhelair(<札剌亦儿）、Uishun(<许兀慎)等等。在阿富汗，旭烈兀王朝的残部自成一个莫古勒族。这些都是当年征服外国出戍未归的蒙古人的遗迹。

    另方面, 又有大量外族人口输入蒙古地区, 后来其中大部都同化成了蒙古人。木华黎攻打河北, 有一次把十万汉人强迁到蒙古地区。②从汉地和中亚征发俘掠来大批工匠和士兵, 成批的钦察人、阿速人、斡罗思人在蒙古和元朝的军队中服役。波斯人、阿剌伯人也有送来蒙古地区的。加六蒙古族的, 还有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

    十四世纪元亡之后, 蒙古高原复杂的民族成分逐渐溶化在蒙古族中, 这样, 蒙古民族的形成过程便大体完成了。这个历史过程是个重要的课题, 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探讨。

    在明代, 瓦剌部兴起, 一度统治过蒙古高原。这又引起了蒙古高原语言瓦剌化的过程。瓦剌语音影响了大漠南北许多部落, 特别是外蒙古高原：传统的zh,ch 辅音随着瓦剌语音变成了z,c。③瓦剌式的语法形式代替了某些传统的蒙古形式。④ 经过瓦剌化以后, 古蒙古语才过渡为近代蒙古语。

蒙古族族源问题是个十分复杂的间题, 以上谈到的不过是粗略的和初步的轮廓。形成蒙古民族的核心部落是原蒙古人—室韦一达怛人。蒙古语是在室韦一达怛人的语言的基础上经过突厥化过程而形成的。就地域而言, 原蒙古人是从东胡后裔历史民族区（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地区）向整个蒙古高原扩散, 同突厥铁勒人和其他各民族结合, 固定在蒙古高原的。就人类学因素而言, 蒙古民族在形成过程中吸收各种外族人口, 其中包括一部分非蒙古种居民。在民族文化方面, 畏吾儿体蒙古文成了民族文字, 产生了独特的文学和艺术。就经济生活而言, 游牧经济一直到晚近, 几乎是整个蒙古民族的主要生产专业。关于蒙古族族源, 我们可以概括出的主要点, 大致就是这样的。

①《黑鞑事略》。徐霆所见的, 就是后来所谓的怯困都军一一渐丁, 童子兵。

②《元史》147《史天倪传》。

③ G·桑席也夫把喀尔喀方言的zh→z,ch→c转化说成是他所设计的“i的三种折转”规律的结果，似乎有什么d→zh→z的必然性起了作用。这不是根据史实概括的。其实喀尔喀方言的这种语音变化是由瓦剌人的占领所造成的。

④如, 宾格介词在畏吾儿体蒙古文和八思巴字所反映的古蒙古语中是 i和yi, 在未经瓦剌化的东部方言中至今保存着这个形式。但在瓦剌化方言中却成了古突厥式的-ǐgh,-ig。又如, 瓦剌化方言中的-eedüi（尚未......）来自瓦剌人惯用的动词过去连续形加否定助词-eed ügei。而在非瓦剌化方言中却作-uudei，来自古蒙古语的-ee üdühüi，静动词过去连续形加否定时间助词。

     附

本文所用蒙古突厥语标音符号与国际音标对照

（辅音符号与国际音标相同者未列入）